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把他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即科学出版社的前身。席泽宗在编译局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主管编译局的副院长竺可桢。1954年和戴文赛合作翻译了苏联阿米巴楚米扬等人的《理论天体物理学》，此书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曾长期被作为研究生的教材。
当时苏联天文学界对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很感兴趣。苏方曾致函中国科学院，请求帮助调查有关的历史资料。竺可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席泽宗。这是席泽宗涉足天文学史研究之始。此时他面临科学道路上的第二个转折。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问世。
1954年秋，在竺可桢的大力倡导组织下，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自兼主任，叶企孙、侯外庐兼副主任。委员会在历史二所(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一研究小组，席泽宗为兼职成员。1956年国务院制定的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科学史部分就是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和席泽宗起草的。1957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席泽宗脱离科学出版社，来此专作研究工作。此后很长时期内，他一直担任该室最大的一个组——天文、工艺、化学、物理史组长。1965年李约瑟即致函竺可桢，建议推荐席泽宗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当时席尚为助理研究员。
从1958年起，席泽宗协助叶企孙负责《中国天文学史》的编撰和组织工作，然而书稿从1959年起不断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被修改。
“文革”十年，是中国科学文化的一场浩劫，但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席泽宗和同仁仍坚持不懈，尽可能争取到一点“合法”的地位来进行科学史研究。由席泽宗和严敦杰、薄树人等五人合作的《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一文，就可视为一个这样的例证。此文在1973年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在原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1978年起，席泽宗担任该所的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并负责筹建了该所的近现代史研究室。1983年～1988年间，席泽宗担任所长。在为科学史研究事业的组织和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席泽宗仍然勤奋地进行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1984年，他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1991年膺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古新星新表》发表后很快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两国都先在报刊杂志上作了报导，随后在专业杂志上全文译载。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古新星新表》日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美国著名天文学家O·斯特鲁维(O·Struve)等在《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中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
数十年来，席泽宗在天文学史的领域内辛勤探索和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著有《科学十论》。席泽宗与郑文光合作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是国内这方面惟一的专著，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从60年代起，席泽宗就中国历史的浑天、盖天、宣夜等学说发表过一系列论文。而在1982年的《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宇宙学的比较研究》中，他表明，现代西方宇宙学中的有限无界、时空、度规、膨胀宇宙、宇宙早期、物质从虚空中创生、反物质、无限宇宙等思想，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中找到萌芽。为了配合宇宙火箭对邻近天体的探测，他发表过《月面学》、《关于金星的几个问题》等几篇现代天文学史的文章。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中埃及古代天文学、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希腊古代天文学、阿拉伯天文学、欧洲中世纪天文学等大条目均为席泽宗一人的手笔。
席泽宗从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就一直很重视科普工作。50年代，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演讲，向群众普及天文知识。他曾长期担任北海“少年之家”的辅导员，还曾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天文夏令营。他认为这些都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他从发表第一篇科普文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他的许多科普作品扩大了天文学和科技史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广泛的欢迎。例如，他的《人类怎样认识了宇宙》一文发表后，《人民日报》1959年3月15日刊登了一封广东读者来信，认为“这样通俗而有系统地介绍某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文章，对读者很有帮助”，并表示“很希望席泽宗同志和其他科学研究工作者多写这类文章”。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将席院士在国外的天文学演讲集结为《科学史八讲》，于1994年出版，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说：“从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科学史上的学问广博，不仅限于得以成名的天文学史。”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他虽有多种疾病，但壮心不已，仍坚持工作，除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了其中的天文课题以外，还写了不少综合性研究的科技史论文，如《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名家讲演录”之一)、《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百名院士科技系列报告集”之一)和《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均能引人入胜。
席泽宗先生融会古今，学贯中西，其著述叙事清晰，推理严密，科学与人文并茂，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享誉全球的科学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就写作风格提出一种“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的理论，他认为，有的作品就像镶嵌玻璃，它们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但是你无法看透它们；而理想的平板玻璃，你根本看不见它，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挡。确实，写得明晰也许比写得华丽更加困难，而席泽宗之文风恰与阿西莫夫之所言不谋而合。从《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一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席泽宗的学养和文风。收起
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把他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即科学出版社的前身。席泽宗在编译局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主管编译局的副院长竺可桢。1954年和戴文赛合作翻译了苏联阿米巴楚米扬等人的《理论天体物理学》，此书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查看更多
